《易经》哪一句话让孔子悔之无及？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，孔子晚年潜心研究《周易》，并且对于这项学术工作一再表示从事恨晚。对于《易经》的无上价值，更是坦言“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”。今天我们就聊一聊，《易经》中哪句话让孔子发出了悔之无及的悲鸣。
在我的上一篇文章《《易经》的根本价值是什么？》中，讲述了让孔子悔恨终生的是他在54岁主持鲁国国政期间发起的“隳三都”运动，这个政治事件直接导致了孔子的政治流亡，甚至可以说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。孔子在晚年研究《易经》的过程中，突然发现对于他所犯的这个致命的、原则性的、颠覆性的政治错误，在《易经》当中早就有明确的警告。这个警告来自于《坤卦》的六三爻——含章可贞。或从王事，无成（弗盛）有终。
六三爻爻辞的意思是说，作为臣，属于坤道，处于从动地位，涵养道德、修养才干、保持忠贞是其本分。如果从事于王事，光大王道事业，自身不可太强盛，追求有始有终。言外之意，臣属的威势太强盛，则会对最高权力者造成压力，往往会爆发激烈的、你死我亡的斗争。
下面我们就具体讲述，孔子严重违反六三爻原则——无成有终——的“隳三都”事件。
鲁国贵族孟孙氏、叔孙氏和季孙氏都是鲁桓公的后人，世称“鲁国三桓”。孔子时代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“三桓”手中，鲁君的位置几乎是个摆设。孔子担任大司寇后，希望抑制“三桓”，提升国君的权力。这是“隳三都”的根本目的。
所谓“三都”，就是“三桓”各自领地的城堡，具体而言，就是季孙氏的费邑、叔孙氏的郈（hòu）邑、孟孙氏的成邑这三座城池。所谓“隳三都”，简单讲就是拆除这三座城池。“三桓”长期依靠这三座坚固的城防，对抗鲁君，处于半独立状态。由于“三桓”长期担任国家的高官，全都住在鲁国国都曲阜，这三大城堡某种程度上又被他们各自的家臣所实际掌控。甚至有家臣依靠对城堡的控制对抗领主，因此“三桓”也想借助孔子的“隳三都”运动把家臣势力清理掉。这样的情况下，鲁君和“三桓”达成了一致意见，于是由孔子发起，孔子的学生子路担任总指挥的“隳三都”运动盛大开启。
最先拆除的是叔孙氏的郈邑，接着是季孙氏的费邑，最后是孟孙氏的成邑。由于成邑的实际管理人公敛阳，一直对领主孟孙氏忠心耿耿，从无叛逆行为，孟孙氏很是信任。公敛阳极力劝领主孟懿子，说：“成邑是鲁国的北门，也是领主的保障。拆除成邑，齐国来犯境，凭何阻挡？万一朝中有变，领主就没有了倚仗。没有成邑，也就没有孟孙氏啊！”
孟懿子幡然醒悟。于是，他表面上支持拆城，但是暗地里又全力支持公敛阳死守城池。这时季孙氏的季桓子也醒悟了：孔子堕三都的目的，贬三桓家臣不过是顺便，抑三桓强君权才是根本目标。于是，季桓子鼓动叔孙氏坚决不再和孔子合作，反而暗地里支持孟懿子。与此同时，齐国军队驻扎在鲁国边境，蠢蠢欲动。鲁定公开始担心，如果没有了三座城池的屏障，一旦开战，齐国军队可以直接攻进鲁国首都。同时，鲁定公也担心，灭掉三桓之后，孔子一党独大，还不如“三桓”的三足鼎立。于是，历时半年的“隳三都”运动以半途而废告终。“隳三都”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孔子，他成为了三桓的死敌。第二年，孔子被迫离开鲁国，开始政治流亡，十四年之后才被季氏允许回国。
我们来分析孔子在“隳三都”运动中所犯的根本错误。孔子52岁担任大司寇，到54岁发动“隳三都”运动，期间满打满算不超过三年。这不到三年的时间里，要建立自己的强大政治势力是远远不够的，也就说孔子根本没有和三桓争斗的政治力量。没有实力支撑，却要主导一件国君身份才能担当的任务。孔子作为一个大臣，这就是僭越，就是反从为主，就是太强势，就是这一爻“弗盛”的反面写照。孔子在“隳三都”运动失败后，政治流亡14年，即使归国后也再未被任用，就是这一爻“有终”的反面教训。
“无成有终”这个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下面我们讲一个西方的事例——亚历山大大帝杀害功臣帕曼尼奥的故事。
帕曼尼奥（Parmenion）是马其顿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将军，为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立下了赫赫战功。然而，这位忠诚的老将最终却因为“功高震主”而被亚历山大大帝处死。
帕曼尼奥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重要军事指挥官，在帮助腓力二世统一希腊的战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勋。在腓力遇刺后，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继位。当时国内外局势动荡，许多贵族对年轻的亚历山大能否成功继位心存疑虑。
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帕曼尼奥站出来公开支持亚历山大。他的支持不仅帮助亚历山大平定了国内的反对势力，也巩固了亚历山大的王位。为此，亚历山大将帕曼尼奥视为心腹，将他任命为远征波斯的副将。
在征服波斯的过程中，帕曼尼奥扮演了重要的军事角色。他指挥马其顿军队的左翼部队，为亚历山大的大胆进攻提供支援和掩护。然而，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范围不断扩大，两代将领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加深。帕曼尼奥倾向于稳健的策略，而亚历山大更喜欢冒险和快速的战术。这些战术上的分歧成为他们关系恶化的开端。
帕曼尼奥的儿子菲罗塔斯，是一位年轻的军官，脾性傲慢，骄横自大。凭借父亲的权势与声望，菲罗塔斯在军中迅速崛起，但他目中无人，甚至对亚历山大这位年轻君主心存轻视。菲罗塔斯甚至说，亚历山大的成就都是靠他父子俩才得来的。他的嚣张言行让不少士兵心生不满，而这些小小的摩擦和冲突，最终引发了一场无法避免的风暴。
公元前330年，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，有士兵报告说菲罗塔斯涉及一场针对亚历山大的刺杀阴谋。亚历山大对菲罗塔斯本就不信任，便借此机会展开调查。尽管菲罗塔斯否认参与任何阴谋，但在严刑拷打下，他最终被迫认罪。亚历山大以此为由，将菲罗塔斯处死。然而，仅仅杀死菲罗塔斯并不能完全消除亚历山大的不安，因为帕曼尼奥依然掌握着大量的部队，并且驻守在关键的战略要地——波斯的埃克巴坦那。
亚历山大担心，帕曼尼奥在得知儿子被处决的消息后，可能会发动叛乱。为了防止这一风险，亚历山大决定先发制人，下令秘密处决帕曼尼奥。
亚历山大派出一支小队，昼夜兼程赶往埃克巴坦那。帕曼尼奥对儿子的命运毫不知情，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政治清洗的目标。当这支小队抵达时，帕曼尼奥没有任何防备，很快被暗杀于自己的驻地。
帕曼尼奥的死，并非因为他主观上有“盛”的表现，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孔子。帕曼尼奥的死因是客观上“盛”，但这也不能被亚历山大所接受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死是亚历山大出于巩固王权的需要。他的命运反映了古代帝制政治中的一个普遍规律：即便最忠诚的臣属，只要掌握了过多的权力，最终也会成为君主的威胁。帕曼尼奥之死，是历史上无数类似事件的缩影。这些历史都在说明：在帝王的眼中，权力的安全至高无上，哪怕是最亲密的盟友，只要威胁到王权，就无法得到宽恕。
孔子、帕曼尼奥的悲剧今天依然有警示意义：处在“臣属”地位者，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，必须要保持谦抑、低调。如果没有意愿和实力竞逐最高权位，则追求“功成身退”；如果有意愿和实力竞逐最高权位，则“藏锋畜锐”，等待时机。不然，必遭磨难。
关于“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”，《文言》中还有特别说明——“阴（从动者）虽有美，‘含’之以从王事，弗敢成（盛）也。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地道‘无成’而代‘有终’也。”这句话说，为臣者，处于从动者的地位（也就是坤位），不敢强盛，“谦抑”才能换得“善终”。试想，如果《文言》真是孔子晚年的着述，他的这个解释该是多么痛的领悟！
题外话：
孔子违背《易经》原则，导致在政治上失败的案例，本身也是我的上一篇文章《易经的本质用途是什么》所论证主题的一个事实证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