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赎罪式”研究：二十世纪易学史之三

　　《周易》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，其研究本应是贯通象数、义理、术数的多维探索。然而在二十世纪的文化断层与复兴浪潮中，涌现出一批自诩肩负“文化救世”使命的学者——南怀瑾、潘雨廷、刘大钧等人。他们以近乎宗教般的使命感投身易学，试图在时代巨变中为传统文化“赎罪”。然而，这种“赎罪式”研究虽在民间影响深远，却因过度依赖个人体悟而陷入主观化、神秘化的困境，最终未能建立起系统性的学术范式。
　　
　　一 南怀瑾：通家作风与“应劫而来”的文化使命
　　
　　南怀瑾的易学研究，与其说是学术，不如说是“生命的修行”。他自述：“我这一生是来应劫的，有此劫难，不能不来。”这种使命感使他超越纯粹的学术考据，转而以儒释道融通的视野解读《易经》。
　　
　　成就：
　　
　　“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”——南怀瑾认为《周易》的核心智慧在于把握“变易、不易、简易”三原则，强调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的实践哲学。
　　
　　民间普及：他的《易经杂说》《易经系传别讲》以白话讲经，使《易经》从象牙塔走向大众，影响深远。
　　

　　不足：
　　
　　“通家”而非“专家”——南怀瑾的解读往往“以经注我”，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。例如，他在解释《乾卦》“元亨利贞”时，并未严格考据古义，而是融入禅宗“明心见性”思想，使易学更加玄学化。
　　
　　过度玄学化：他将《易经》与丹道、禅宗混融，虽启发性强，但也使易学更加神秘化，难以被现代学术体系接纳。例如，他在解释“太极”时，常以道家内丹理论附会，而非从象数或哲学角度严谨分析。
　　
　　二 潘雨廷：天授使命与未竟的易学体系
　　
　　潘雨廷是二十世纪最具哲学深度的易学家之一，他自认：“天有意让我澄清一下二千年来的《易经》，也就是澄清二千年的中国文化。此是我的责任！”4 他的研究试图打通象数、义理与科学，构建一套全新的易学体系。
　　
　　成就：
　　
　　象数与科学的结合：潘雨廷尝试用现代数学（如群论）解析《易经》卦序，提出“六十四卦拓扑结构”理论，极具开创性。
　　
　　“以易解史”：在《易学史发微》中，他梳理易学流变，强调《易经》不仅是占卜之书，更是“宇宙代数学”。
　　
　　遗憾：
　　
　　天不假年：潘雨廷晚年计划撰写《易学大辞典》，但因早逝未能完成，其许多手稿仍待整理，导致其思想未能系统化。
　　
　　晦涩难懂：他的着作如《周易表解》逻辑严密但文风艰深，普通读者难以进入，影响有限。
　　
　　三 刘大钧：天命所归的象数复兴者
　　
　　刘大钧的易学研究带有强烈的宿命色彩。据传，台湾学者严灵峰曾见他头上“长着太极图”，惊叹：“你这是带着天命来的！”这种天命感促使他毕生致力于恢复象数易学的正统地位。
　　
　　成就：
　　
　　复兴象数学派：他创办《周易研究》期刊，推动“国际易学联合会”成立，使象数易学重回学术视野。
　　
　　占验实证主义：他强调《易经》的预测功能，主张“以占验证易理”，在民间影响极大。
　　
　　不足：
　　
　　“术数化”倾向：刘大钧的研究过度侧重占卜应用，如《周易概论》中大量案例解析，虽生动但缺乏哲学深度。
　　
　　学术深度缺乏：刘大钧虽主张象数与义理兼顾，但其核心成果仍以象数易学为主导。部分学者认为，他对宋明理学以来的义理易学阐释体系的融合深度有待加强，尤其在哲学本体论层面的创新性解读较少。此外，部分文献考据结论（如帛书《易传》的哲学解读）在学界尚未形成完全共识。
　　
　　四 结语：赎罪者的遗憾与易学的未来
　　
　　除上述三人外，二十世纪还涌现了一批以“天命”自居的易学推广者，如邵伟华，自称“易坛泰斗”，其《周易与预测学》风靡一时，但后被揭露大量抄袭《梅花易数》《卜筮正宗》，所谓“预测案例”多为事后编造。再如张志春，作为邵伟华的推手，他编辑出版多部“预测学”着作，虽打破易学禁区，但也助长了江湖术数泛滥。
　　
　　南怀瑾、潘雨廷、刘大钧等人的“赎罪式”研究，虽在文化传承上功不可没，但终究未能建立起足以与西方学术对话的现代易学体系。他们的遗憾在于：
　　
　　“时也命也”——二十世纪是一个西学压过东学的时代，社会动荡和氛围的不友好，让学者难以静下心冲锋登顶，再者学者本身的素养也不全不深，远远称不上大师。
　　
　　“开风气易，立范式难”——虽唤醒民间易学热，但缺乏严谨的方法论。
　　
　　“重个人天命，轻学术规范”——过度依赖直觉，难以形成可验证的理论。
　　
　　易经研究的下一步，或许应回归“理象数并重”的传统，同时吸收现代科学、哲学的方法，才能真正实现“返本开新”。而这一使命，已不再属于某个自诩“天命”的个人，而是整个学术共同体的责任。